论十七世纪江南地理环境与文化世族

作者简介 姚蓉，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上海市“浦江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三级教授。现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常务副主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研究诗词学与明清文学。主持在研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词坛唱和研究”（10CZW031）等科研项目11项，在《文学遗产》《南开学报》《中国语文》等海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明末云间三子研究》《明清词派史论》等学术著作9部，科研成果《郭麐诗集》获“全国图书古籍整理奖”二等奖，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摘 要 十七世纪的江南，按照明清时人的观念，主要范围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其总体地域特征是多“水”，具有地多膏壤、农桑之业甚裕，水网纵横、商贾之业发达，湖山嘉丽、自然环境优越的特点。江南之民仁柔，历来不乏退隐避世的传统，但是随着明末政治腐败的加剧，江南人也显示出倔强、血性的一面，具有“兼济天下”的勇气和行动力。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极度繁荣，世风奢华，但经过战火的摧残，繁华、富庶的江南迅速凋敝。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分为官宦型文化世族和才艺型文化世族，不少世族是二者相结合的类型。文化世族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是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苏州府以科举取胜，松江府以文学取胜，常州府以学术取胜。其时文化世族的兴盛，是地理环境、地域文化与居于其中的世族相互促进、互惠共赢的结果。 关键词 十七世纪；江南；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世族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此论虽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学术变迁而言，但“家族复限于地域”一语，却是适用于历史上所有族群，包括文化世族。曾大兴先生因此指出“考察家族的地域性，则应使用地理的方法”。故此，在走近江南文化世族之前，需先了解十七世纪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一、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 江南只是人们对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惯常称呼，要确定它的具体范围，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时至今日，江南的地域范围仍未有统一的界定。 1 何处是江南 要划定十七世纪江南的地域范围，当时人的“江南观”应该最有参考价值。生活于明清之交的宋徵舆（1618—1667）在崇祯十六年（1643）专作《江南风俗志》一文，其中是这样定义“江南”的：南直五郡：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浙江三郡：杭州、嘉兴、湖州，江南具是矣。宋徵舆对“江南”的界定是非常明确的，即当时南直隶所辖的应天（入清改为江宁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及浙江布政使司所辖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入清后，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宋徵舆提到的这五府均在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康熙元年（1662）改浙江布政使司为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仍为之所辖，俗称浙西。 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四《水学》中提到“江南”时，有云： 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 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在其观念中，以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及太仓直隶州为江南核心区域。 当今学者在研究江南时，也多沿用明清时人的界定，如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所指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李伯重先生将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界定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 本文在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的社会与文学时，亦参考上述研究，按照宋徵舆的分法，将“江南”范围划定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由于太仓州从苏州府析出是在雍正二年（1724），故本文仍将它视为苏州府的一部分。这八府所在的区域，又被称为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李伯重先生认为，这一区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虽然李伯重先生对江南地区的界定是从经济角度入手的，而就文化区域而言，环太湖流域的这八府无疑也是一个整体，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它们有的属于浙江，有的地处江苏。江苏省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地跨江南和江北，但就文化特性而言，长江以南的苏、松、常、镇等府，其物产、语言、风俗、服饰等，都与浙西钱塘江一带相似，而长江以北至徐州一带，因地近山东而更接近齐鲁文化。由此可见，苏南和苏北并非同一文化区。同样的，不论地形、地势还是经济发展、社会风俗，两浙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明人王士性指出“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吝椎鲁，尚古淳风”的人文差别，可见浙西奢华、儒雅之俗更接近吴地流风，应属同一文化区域。当然，江南文化区的范围或许还可伸展至皖南，甚至江北的扬州等府，但将其腹心地带定为太湖流域的这八府，大致不差。至于这些州府所辖具体地界，则以十七世纪的行政区划为准，见表1。 表1 2 江南之地貌 江南八府所在地域的总体特征是多“水”。其地“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除西面外，三面环水。这片地域还拥有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湖泊面积为2427.8平方公里，横跨江、浙两省，东近苏州，南濒湖州，西依宜兴，北临无锡。太湖水古经吴淞江、东江、娄江等三江，分别向东、南、北三面排水入江入海。此外，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经过这片地域的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等处。再加上八府之内遍布各地的小河道，确实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江、河、湖、海各种水资源的江南水乡。 江南八府，或濒海，或临湖，或沿江，都与水密切相关。宋徵舆的《江南风俗志》载：应天府“濒江数百里”，“江水足溉灌”；苏州府“其地绾八省，舟车辐凑”；松江府“其地濒海”；常州府“土厚水深”；镇江府“自吴越水行浮江而北者皆汇焉”；杭州府“其地依山湖，负江海”；嘉兴府“其地多溪泽，少林莾”；湖州府“其地多溪山，山五溪十”。在水的滋养之下，江南八府有以下地理特征。 第一，地多膏壤，农桑之业甚裕。如应天府之民“屯种以时，斯农桑衣食之业甚裕”；松江府之民“专仰耕作，土宜稻麦术绵，妇人善织，其布亦他郡所仰也”；嘉兴府“有陂池蒲鱼之利，土宜稻麦术绵，称为膏壤”；湖州府“土宜蚕桑，妇女无贵贱，皆善治蚕，隙地遍桑，是以丝缟冠天下”，“平原则膏壤”。江南八府所在的环太湖流域，六分之四的面积是平原，水资源丰富，适宜种水稻、桑等农作物。研究太湖流域经济史的学者指出：“明代以来，太湖南岸湖地的农桑经济体系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正是这一内在的自发性，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在明代中后期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时候，能够平稳过渡，安全着陆，并且在清代至民国的三百年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环太湖流域的农桑经济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的主要特征，是江南社会繁荣和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事实上，明代嘉靖、万历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水平就已远远高出其他地区，在明末各州府的粮额数中，全国总计28270343石，其中南直隶7413165石，占总数的26%，北直隶为587948石，仅为南直隶的8%。至清代，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之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另外，苏、嘉、湖等府自两宋以来，桑蚕业就十分发达，明清时期更是丝绸业兴盛地区。如湖州归安之菱湖镇“多出蚕丝，贸者倍他处”，嘉兴梅里镇“民务农桑，所织绸最著名”，苏州府震泽县“邑多栽桑以畜蚕”，等等。直到今天，苏州、嘉兴和湖州等地出产的丝绸仍然享有盛名。 明代江南区域图

第二，水网纵横，商贾之业发达。环太湖流域湖泊众多，河道星罗棋布，形成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络。舟楫往来，极其便利，是故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甚为频繁，社会经济可谓繁荣。苏州府“其地绾八省，舟车辐凑，仕宦商贾或取涂焉，所谓大都会是也”；松江府“原泽沃衍，有鱼稻海盐之富，商贾辐辏，故其俗侈”；常州府“自姑苏水行而北者道焉，故百货不滞”；镇江府“自吴越水行浮江而北者皆汇焉，樯帆接数十里，‘邪许’达宵旦，仕宦商贾错杂，是以土无嬴货，终不大绌”；湖州府“世家各环水居一乡，小民从焉不走，城市往来必以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仅苏州、杭州等大城市繁华异常，许多工商业市镇也乘时而起，如以丝织业为主的盛泽镇、王江泾镇，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府城、魏塘镇，以榨油业为主的石门镇，等等，贸易往来无虚日，这都得益于江南水网的地利之便。有的商业活动，甚至在水上进行，“土人居水中，列诸货物市卖，谓之水市”。可见水网的发达，对经济的繁荣促进极大。 第三，湖山嘉丽，自然环境优越。江南八府所在的环太湖流域，无疑是一个丰沛的水世界，前人描述说“加以太湖三万六，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钟夕毓孕灵秀，天然降兹攀奇才”。被称为“江南之母”的太湖，不仅浇灌出江南的膏壤，也滋养着江南的人文。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天下柔弱莫过于水”，水是柔婉、洁净、包容的；孔子曾临川而叹“逝者如斯夫”，水又是变动不居的。浩瀚渺远、灵动多姿的江南水世界，以及“沉浸其间”的奇峰秀巘，以清柔灵秀的风格呈现在人前，既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也无形中塑造着江南的文化性格。故而宋徵舆在《江南风俗志》中云：“国何以有风？天有燥湿燠寒，水土有高下清浊，人民之生于是，《象》之所谓风也。”意谓民风民俗之形成，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二、江南的人文地理环境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这段文字道出了南北之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江南的人文环境，无疑是偏于柔性的。但在明末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中，在明清鼎革的战火之下，又染上了几分血色。 1 江南之民的仁柔与倔强 清代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有云：“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这里表述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沈宗骞谓“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具有“温润和雅”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江南地区尤其明显。 宋徵舆的《江南风俗志》中就以一句“江南之民仁柔”总括江南人的性格，在分述各府特征时，谓应天府“其民好稼啬，耻争斗，修衣冠”；松江府“其俗矜文雅”；常州府“其贤士大夫深思好礼，其贤小民勤力远邪”；嘉兴府“其小民循愿不好犯上，士大夫亦谨饬不为过高苛陵”等。从宋徵舆的描述中，可知江南人总体上是文雅、温和、不喜争斗的。 笔者认为，江南人的文化性格形成于东晋南朝时期，具有“文”“柔”“逸”等要素，这与永嘉之乱后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衣冠南渡”息息相关。六朝时期的士人们发现了江南秀丽的山水和柔美的女性姿容，并沉醉其中，“恒溺思于佳丽之乡”，江南社会风气由此大变。到了隋唐，生活在秀美江南的人们，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特质进一步凸显，文化性格中清逸、洒脱的一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南唐、南宋偏安江南，在这经济富庶、山川旖旎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游山玩水、吟风弄月，以至时人发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喟叹。及至明清，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柔”“逸”的特质得到全面彰显。江南的科举、学术、文艺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能文之士颇多，文化之家的妇女、甚至奴仆都通晓诗书，可见其“文雅”；正因为矜文雅，一般不会用暴力手段解决纠纷，且因为经济发达，货物、人口流通量大，江南人对外来人、物多能包容，故可称“仁柔”；因为富庶，吴中自唐宋以来就“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至明中后期，奢华之风更甚，衣食住行之越礼逾制现象屡有发生，故人们有充足的物质基础追求生活情趣，士人们闲居山林或城市，悠游度日，以琴、棋、书、画、古董、园林、旅游等消磨时光，足见“清逸”。 但是随着明末政治腐败的加剧，文雅、仁柔、清逸的江南人也显示出倔强、血性的一面。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葛成（后改名葛贤）领导两千民众，反抗税监孙隆及其爪牙对染织工匠的盘剥，使官府不得不出面惩处税官头目、安抚起事百姓，就彰显了江南普通民众反抗暴政的勇气和血性。如果说葛成领导的斗争是与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那么天启六年（1626）的苏州民变则完全是由民众的社会正义感所激发。当时缇骑来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对阉党专政久已不满的民众们自发进行反抗，普通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为此英勇就义，张溥、文震孟分别作《五人墓碑记》《五人义助碑》赞颂之。由此可见，为坚持社会道义和政治公平，江南民众是不惧牺牲的。 明清鼎革之际，入关的清军在北方势如破竹，在江南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各地乡民的小规模抵抗，鲁监国、郑成功领导的长期有组织的抗清运动让清王朝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才最终平定江南。“当中原衣冠胥靡、礼崩乐弛之时”，江左“其忠愤挟风涛以壮于千古”，这与江南人高度的文化自豪感有关，与江南民众对夷夏观、忠义观的坚持有关，也与江南士风中高涨的政治责任感有关。对此，下文将详述之。 2 江南之士的退隐与进击 江南文化性格偏于柔性，往往缺少金戈铁马之刚气，倒是历来不乏退隐避世之传统。东晋的张翰见秋风起，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便千里命驾、弃官而归。唐代陆龟蒙怀才不遇，后隐居松江甫里，躬耕南亩，垂钓江湖，读书撰文。宋代的林逋不仕不娶，结庐孤山，梅妻鹤子，以此终老。元末明初倪瓒一生未仕，浪迹太湖，以诗画自娱。这几位都是江南土生土长、最终又在江南的湖山中安顿身心的典型人物。唐代的张志和家在祁门、长在京城，最终却渔隐于湖州西塞山；宋代的苏轼家在四川眉山，一生宦迹遍及大江南北，却于元丰七年（1084）两次上表乞居常州，他们是流寓之士眷念江南的典型代表。这些隐士高人，受到江南人的顶礼膜拜，他们的事迹被不断传颂、反复书写，由此更加深了江南文化的隐逸品格。 明初以来，江南人因为依附张士诚，遭到朝廷的刻意压制；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险恶，仕途艰难；清代前期，发生在江南的“丁酉科场案”“奏销案”“哭庙案”“通海案”“明史案”，都是朝廷“以威劫江南人也”，以此，江南人对当政往往持一种疏离之态。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吴中文人，“枕籍诗书，以噉名干谒为耻”，即便短暂出仕，亦很快辞官而归。再如吴江名士徐师曾，见嘉靖皇帝对官员动辄施以廷杖，遂辞官归隐，王世懋为其所撰墓表中写道：“国家以科甲罗士，士由此进者，争愿出所长自快。然中原之人或不知止，大江以南官多六百石自免者。谈者谓江南人多田园子女之奉，以故轻去其官云。若先生当盛年美宦，一旦弃去，编摩穷年，此亦讵有所染好耶？当其请告时，天下未能尽窥其指见，以为明哲保身而已。载更两朝，途险者已就夷，居静者且思动，而先生卒坚卧不起，然后有以见隐君子之真也。”“多田园子女之奉”“明哲保身”或许都是促成徐师曾归隐的因素之一，但能够在形势大好之时也坚持不出，就不难看出徐师曾对隐逸人生的向往与认同了。 白居易的《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江南之士对白居易诗中隐于官的“仕隐”多有赞同。如文徵明赞扬“即仕有官，且尝宣力于时，而随缘里井，未始异于人人”的顾兰“不废为处士，其志有在也”，认为只要怀抱高洁之志，不论是仕是隐，都不失“处士”本色。成化年间的苏州状元吴宽官至礼部尚书，却“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正是践行了江南文化所推崇的“仕隐”。 江南之士更常用的隐逸方式是“市隐”。沈周《市隐》诗道“莫言嘉遁独终南，即此城中住亦甘。浩荡开门心自静，滑稽玩世估仍堪”，便是宣扬这种居于闹市而“心自静”的“市隐”生活。“市隐”观念使得追求高士之风的江南士人从隐居避世的精神压力中解放出来，往来于城市，出入于官家，在市井中谋生，却又以名节相标榜，形成了晚明特有的“山人”群体，徐渭、王稚登、陈继儒等人正是其中的佼佼者。生活在万历年间的邹迪光曾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由此可见江南“市隐”风气之盛。 宋征舆《林屋文稿》卷十三《江南风俗志》书影 明清时期江南士人对政权的疏离，一方面造成了江南隐逸风气的盛行，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对政治的批判态度，东林清议的兴起就反映了这一点。东林清议因万历二十二年（1594）被革职还乡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在无锡修复东林书院，与同乡高攀龙在此聚众讲学而肇兴，清议的内容是既抨击晚明空疏学风、提倡实学实修，又讽议朝廷弊政、要求澄清吏治。东林清议不仅给江南带来一股新的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士风、学风，而且以“宪成讲学，天下趋之”的声势，影响遍及大江南北。由是东林党派崛起，成为腐朽政治中的清流，尤其是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以进击的姿态，与乱政的阉党展开惨烈的斗争，以刚直耿介、临难不苟的士节，写下了名垂青史的光辉一页。崇祯二年（1629），张溥、张采合并江南十几个社团，在吴江成立复社，并成为影响最大的全国性社团。他们继承了东林的思想，延续着反阉党的斗争，充分体现了江南士人的参政、议政意识。除复社外，当时江南的文人社团和民间会社还有很多，根据何宗美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中统计，从1600年到1644年，江南仅文人结社就有65次。入清之后，江南各种社团组织仍然盛行不衰，而此时的社局，又和反清复明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清政府对此心生警惕，分别在顺治九年（1652）、十七年（1660年）两次下令禁止文人结社，晚明兴盛一时的社事由此消歇。但江南党社运动先为改革晚明弊政、后为反抗清廷统治所做的种种努力，显示出江南士人不仅仅有“独善其身”的传统，更有“兼济天下”的勇气和行动力。 自1644年清军入关，第二年马踏江南开始，江南人的进击更多地表现在对抗清朝的统治。如吴县诸生许琰、几社名士夏允彝那样为明殉节、主动蹈死是抗击；如松江义士陈子龙、夏完淳等人那样抗清失败、被俘身亡是抗击；即便是选择退隐做遗民，也仍然是变相的抗击。如并称为“海内三遗民”的徐枋、巢鸣盛、沈寿民三人，在国变后，沈寿民带着儿子隐居浙江金华山中，“东迁西徙，入山惟恐不深”；吴县徐枋隐居邓尉山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嘉兴巢鸣盛“筑室于墓”，“三十七年跬步不离墓次”，以此默默对抗清朝统治，表达不做新朝子民的决心。这样的退隐，首先必须面对生存的艰难，早已无晚明时期“市隐”的放旷与悠闲，沈寿民躬耕于山野，经常断炊，徐枋的二子一女更是冻饿而死。这样的退隐，还往往要遭受来自清政府的打击与胁迫，如顾炎武为避免朝廷征召，“誓以身殉，乃得免”。也正是这样的退隐，凸显了江南士人性格的倔强、信念的坚定。 故此，江南士人的退隐与进击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皆源于江南人对主流统治的疏离与抗争，显示了江南文化性格中倔强的一面。当然，在明清易代之际，也有很多江南士人很快就接受了新朝的统治，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并欣然出仕清朝，这大概又是江南文化性格中“仁柔”的一面在起作用了。 3 江南社会的奢华与凋敝 江南文化性格的文雅、仁柔、清逸，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繁华、富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宋元以来，江南便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明代中后期，江南的商品性农业、民营手工业、商业皆十分发达，城市与市镇星罗棋布，共同构成庞大的城镇网络。产业经济的极度繁荣，使江南民众生活水平极大提升，社会上盛行奢华之风。张瀚的《松窗梦语》中记载：“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陆楫的《禁奢辨》有云：“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胜于杭，奢则宜其民之穷也，而今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王道隆说湖州地区“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赀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有僭越之风焉”。宋徵舆说松江地区“慕奢侈”，“酒食、娶嫁、丧祭，靡侈特甚”。至于江南各地在衣食住行上僭越礼制之处，各种史料多有记载，兹不赘述。 然而江南社会高调的奢华，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变得面目全非。1645年5月，清军血洗扬州，6月占领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随后拿下杭州、湖州、嘉兴，江南基本落入清军之手。但是江南民众的抵抗并未停止，苏州、嘉定、昆山等地皆爆发反对强行剃发的抗清斗争，随即被清军残酷镇压。苏州城破后，“六门闭，留于城者死无算，道路践死者相枕藉”；又有清兵转至太仓，“杀人掠财，抢占妇女，惨不忍言”；昆山民众据城相抗，清军“发兵往屠，城中多被杀戮，妇女被掠者以千计”；嘉定在7月4日、26日、27日接连遭遇清兵三次大规模的屠杀，死难者数万，顾炎武的《秋山》诗“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之句，实录也。 经过战火的摧残，繁华、富庶的江南迅速凋敝。《吴城日记》中记载苏州战后景象：“至是步出阊门，只见纷华喧闹之地，但败瓦颓垣，市廛烧尽，无椽仅存。自吊桥西去钩玉巷、南濠街、南城下，直过新开河桥皆然。伤心惨目，莫甚于此!廿七日，步出胥门，月城内亦皆烧尽。外城驿前，光景萧然。”归庄在《悲昆山》中慨叹昆山惨况：“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鸟鸢蝇蚋食人肉。”曾羽王在《乙酉笔记》中记录松江城破后场景：“其破城之初，由郡东察院延烧至秀野桥，大街东西之房，百无一存者。城中东南一带，悉为官兵所占。后卒为成栋之兵所拆，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此吾郡房屋过华，宜有今日之劫也!吾松城虽狭小，不及吴郡之三，然东西南北，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市物列陈，无一隙地。所谓锦绣江南，无以逾此，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再看陈确的《哀金陵》诗：“楼堞横江古帝城，高皇陵墓柏青青。吴儿莫顾维桑地，汉主先驰细柳营。百代儒冠沦草莽，六朝宫粉污膻腥。契丹莫漫贪降晋，自古南人不易平。”自清军的铁骑踏破江南，历来兴盛繁华之地如南京、苏州、松江等无不满目疮痍。其衰残凋敝，令人唏嘘，令人悲愤，更令人喊出“自古南人不易平”的不屈强音。 经过战乱的摧挫，江南士民清雅、精致、奢华的物质生活难以为继，黄宗羲描述道：“凡礼之存于今者，皆苟然而已。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贾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狭陋。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趋夫质也。”战乱的环境迫使江南人的生活重归简朴，且江南的奢侈之风作为促使明朝灭亡的罪状之一被一再提及，再加上清初统治者如康熙皇帝喊出“本朝家法，务崇俭约”的口号，江南社会的奢华风气由此暂歇，直至乾隆朝才逐渐有复苏之势。 三、江南的文化世族 “人是文化的动物，无可选择地带有环境的基因。每个家族，都是具体地域环境中的家族，家族文学创作也必然熏染着浓郁的地域色彩。”自汉代以来，就有诸多文化世族在江南繁衍生息，及至明清，更是空前繁盛，薛凤昌《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序》云：“吾吴江地钟具区之秀，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扬芬，已非一日。粤自季鹰秋风，希冯芳树，天随笠泽成书，师厚宛陵名集，流风所扇；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叶、朱、徐、吴、潘，风雅相继，著书满家，纷纷乎盖极一时之盛。”说的虽然只是吴江一地，却是整个江南文化世族兴盛之状的缩影。 1 分布及成因 解此期文化世族在江南地域的分布情况。笔者经过资料摸排与梳理，初步统计出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的数量如下：苏州府三十六个，松江府二十六个，常州府二十二个，江宁府（应天府）三个，镇江府一个，杭州府六个，嘉兴府十三个，湖‍‍‍州府十个，总计一百一十七个。 欲深入研究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首先要了解此期文化世族在江南地域的分布情况。笔者经过资料摸排与梳理，初步统计出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的数量如下：苏州府40个，松江府28个，常州府23个，江宁府（应天府）4个，镇江府2个，杭州府9个，嘉兴府13个，湖州府12个，总计131个。 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一文认为：“江南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核心区与外缘区。从环太湖流域之外的外缘区，到环太湖流域的核心区，文化世家分布的密集度依次上升，其中尤以南京、苏州、杭州分布最为密集，为核心区的核心之所在。”这是说的历来江南地区文化世族分布的总况。就十七世纪而言，位于太湖流域核心区的苏州府文化世族数量最多，以远超其它各府的优势名列第一，在苏州府中，又以靠近太湖的长洲县文化世族最多，以11个的数量居苏州府各县之首；同样濒临太湖的常州府文化世族个数在江南八府中位列第三，靠近太湖的武进县和无锡县的文化世族数分别为9个和8个，远远多于常州府其它各县；浙江省濒临太湖的是湖州府，其环太湖的区域不如苏州、常州二府多，但其文化世族主要集中在靠近太湖的乌程县，数量是5个，占到整个湖州府文化世族的一半；而作为环太湖流域外缘区江宁府（应天府）和镇江府，文化世族数量分别只有4个和2个，明显偏少，不过江宁府的4个文化世族中有2个是在离太湖较近的溧阳县，这说明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的分布基本符合上文所引“从环太湖流域之外的外缘区，到环太湖流域的核心区，文化世家分布的密集度依次上升”的论断。 梅新林、陈玉兰文章中关于江南文化世族分布的另一个判断“以南京、苏州、杭州分布最为密集”，则与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合拍。从统计结果看来，六朝时曾经是王、谢等世家大族聚居的南京，在十七世纪可谓世家寥寥。袁枚曾说：“金陵山川之气，散而不聚，以故土著者绝少传人。王谢渡江，多作寄公，亦复门户不久，此其证也。”杭州亦是如此，作为南宋的都城曾接纳大批北方移民，其中不乏世家大族，但是到了十七世纪，杭州文化世族只有9家，并不比江南其它州县兴盛。故在这三府中，只有苏州还保持着文化世族密集的优势。究其原因，应该与苏州此期科举兴盛的态势最有关系。明清时期文化世族的延续，主要依靠家族中不断培养出优秀的文化人才来维系，科举正是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十七世纪这一百年间共产生了35位状元，其中有8位是出自苏州，分别是明代天启朝状元文震孟，清代顺治朝状元孙承恩、徐元文，康熙朝状元缪彤、韩菼、彭定求、归允肃、陆肯堂，故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本代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苏州以区区一府之地，产出了十七世纪全国23%的状元，足以说明其科举之盛。更何况，“祖孙状元”“父子榜眼”“兄弟探花”等佳话在苏州科举史上时有出现，家族中大部分读书子弟都能考中功名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可以说，科举优势是当时苏州文化世族盛于其它府县的重要原因。 除苏州外，十七世纪江南另外一个文化世族较为兴盛的地区是松江府。松江府在科举方面的优势和声势不及苏州府，但其文化世族的数量在江南八府中居于第二位，这也与松江长期的文化积累有关。嘉靖时期的华亭人何良俊就曾总结：“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盖由苏州为张士诚所据，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吾松稍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汇萃于此，薰陶渐染之功为多也。” 因为松江僻处海隅，明初许多世族或为躲避战火，或为躲避政治迫害，避居到偏僻的松江来，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康熙年间郭廷弼主修《松江府志》时，已经自豪地宣称松江“今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词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各称名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松江文人结几社、倡复古，形成了在明末清初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云间派”。文学的兴盛与世族的兴旺，相辅相成，云间派的骨干力量，正是陈子龙、李雯、宋徵舆、宋徵璧、徐孚远、周立勋等松江世族成员，而云间派的文学活动，无疑又带动了各世族的文化创造，给各世族更增文化气息，故松江文化世族在十七世纪也显得分外醒目。 文化世族数量排名第三的常州府，其文化特色与苏州府、松江府又不尽相同，学术风气颇浓。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修复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会同高攀龙等人一起讲学，宣扬崇实黜虚之学风，东林学派影响遍及海内。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入清不仕，笃守家学，重兴东林讲学之风。武进庄氏家族一直有治学传统，十七世纪中，其先祖庄廷臣著有《诗经逢源》，其子庄鼎铉、庄履丰同撰《古音骈字类编》，这些学术积淀再加上庄氏上百年来科甲不断，才有了十八世纪庄存与（庄廷臣玄孙）开创常州今文经学派、庄述祖（庄存与之侄）等人光大其学的辉煌。明清常州学术风气浓厚，许多家族世传其学，产生了不少有学术特色的文化世族。 各地文化表征或许不同，但不管是苏州府之以科举胜，松江府之以文学胜，还是常州府之以学术胜，皆是地域文化与居于其中的世族相互促进，互惠共赢的结果。 ‍‍ 现代江南城镇风景 2 类型与特点 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的家风、发展历程、文化特长往往并不相同，故此只能视其共性稍加归纳。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官宦型文化世族。明清世族，已经没有“世官世禄”的特权，族中子弟想要出仕，一般要走科举这条道路，就此而言，世族子弟与非世族子弟并无差别。而且，许多乡绅之家、富裕之族，往往是因有成员科举入仕，才开始改换门庭成为文化世族。因此，官宦型文化世族多是科举世族。如长洲申时行家族，自十六世纪“状元宰相”申时行开始，每一代都有人科举入仕，其辉煌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申时行长子申用懋，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崇祯间官至兵部尚书；次子申用嘉，万历十年举人（1582），官至广西参政；其孙申绍芳、申宏祚，分别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申绍芳官至户部侍郎；其曾孙申穟，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官至广西提学副使。到十八世纪，仍有申时行的玄孙申玮举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来孙申赞皇中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这一切与申时行以状元入仕、后位居首辅的良好开端大有关系。因为申时行的显大，申氏家族有更好的文化资源对其子弟实行精英教育，更能拿到足够的官场资源助推其子弟登第及升职。他的二子申用懋官至二品，申用嘉以举人入仕亦官至从三品，不能不说这其中或有“官二代”的福利了。 还有一种情况，因一人得做高官，封荫子孙，由此亦可成为官宦世族。如华亭徐阶家族，徐阶在嘉靖二年（1523）高中探花，步入仕途，一路高升至内阁首辅，徐氏家族也随之显达，并且多靠荫官制度入仕。徐阶长子徐璠，以父荫官至太常寺正卿；次子徐琨，以父荫官至尚宝寺正卿；三子徐瑛，以父荫官至尚宝寺卿。徐璠次子徐元普，以父荫官至南安同知；徐琨次子徐元寀，以父荫官至太常寺正卿；徐瑛长子徐肇惠，以父荫官至尚宝寺丞，徐瑛三子徐肇台，补兄荫仕中书舍人，官至云南知府。徐璠孙子徐有庆，以父荫入仕，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徐璠另一个孙子徐迎春，以父荫官中书舍人；徐琨孙子徐念祖，以祖荫官至尚宝寺丞。徐璠曾孙徐本高，天启初以荫仕锦衣卫指挥佥事，累官至右军左都督。自徐阶通籍后，徐氏家族只有徐阶之弟徐陟、徐璠长子徐元春是通过考中进士而入仕，余者皆以荫得官，徐氏家族也迅速成为显赫的官宦世族，以至时人有“簪缨之盛，莫如徐氏”之叹。 不过在明清时期，像徐阶家族这样主要靠恩荫来维持官宦地位的家族是很少的，大多数官宦世族是靠累世科举、再佐以恩荫，来维系官僚之族的荣光。也因此，文化教育、人才培养对明清家族尤为重要。 另一类是才艺型文化世族。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人才济济，有的文化特长被家族代代相传，形成家族特色。吴江的叶氏家族能文者众，叶绍袁、叶绍冕和叶绍颙并称“汾湖三秀”，叶绍袁之妻子儿女皆有文采，其妻沈宜修与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繁皆有作品传世，可见家族文学素养之深。沈宜修的娘家吴江沈氏家族同样才子成群，沈璟、沈自南、沈自晋等人，皆工乐府，创作有杂剧、传奇，是著名的戏曲之家。华亭的董其昌家族是书画之家，董其昌以工书善画闻名于时，其孙董建中又因擅长花鸟，深受康熙皇帝器重。长洲的文徵明家族，更是传承久远的书画世族。文徵明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其子文彭、文嘉、文台，侄子文伯仁，曾孙文震亨，玄孙文从简，包括文从简之女文淑，皆擅绘画，文氏家法数代相传。金山的王广心家族以史学传家，其子王鸿绪更是曾主修《明史稿》。无锡顾祖禹家族精于舆地之学，其高祖顾大栋撰有《九边图说》，顾祖禹更是撰写了《读史方舆纪要》《舆图要览》等地理学著作。吴县的惠氏以经学传家，从明末惠有声开始，经惠周惕、惠士奇，每代均有研治《易》《礼》《春秋》等经典的著作传世，终于培养出惠栋这样的吴派经学创始人。还有以“顾绣”技艺名驰天下的上海的顾箕英家族，以经商致富进而被朝廷题授文华殿中书兼太仆寺少卿的吴县的席本桢家族，等等。这些家族，或以一技之长、或以才华学问为家学，数代相传，造就了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丰富的文化内蕴。 其实十七世纪许多江南文化世族，是官宦型与才艺型相结合的类型。为保持家族地位持续上升，大部分世族都会推动其子弟走科举道路，步入仕途。同时，家族文化中长期积累的文化特长和优势，也会由其子弟继承。如太仓王锡爵家族，既是一个官宦世家，王锡爵、王衡曾创下“父子榜眼”的佳话，从明至清，五代皆有人入仕做官；又是一个文学世家，王衡、王抃等人擅戏曲，王撰、王抃、王揆、王摅兄弟名列“太仓十子”；还是一个书画世家，王时敏、王原祁祖孙名列画史上的“清初四王”，是娄东画派的核心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才以丰富的面目呈现出来，引发世人一探究竟的兴趣。 现代江南城镇风景 “地理环境在生活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忽视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和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正确地阐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世族是最能体现人文地理特征和地域文化变动的文化现象，其兴衰升沉，和时代、地域、族群、个体都有密切关系。水域纵横、水网密布的江南地理环境，促进了江南经济的繁荣、江南社会的流动，也为江南文化世族的繁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文涵养。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文化世族的盛衰变化，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也体现出江南人偏于隐逸、柔性，又不乏血性的文化性格。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 宋征舆：《林屋文稿》，清康熙中九籥楼刻本。 [4]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 [5]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6] 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李伯重：《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 [9]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导论》，中华书局，2005。 [10]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1] 宋雷：《西吴里语》，张智《中国风土志丛刊》第37册，广陵书社，2003。 [12] 罗炌修，黄承昊：《崇祯嘉兴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13] 陈和志：《乾隆震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4] 方岳贡，陈继儒：《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15]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6] 殷安如，刘颖白：《陈去病诗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7] 罗时进：《湖畔水滨：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8]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书店，1986。 [19] 刘宝楠注：《论语》，《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1986。 [2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 [21] 沈宗骞述，齐振林写，史怡公标点注译：《芥舟学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 [22] 姚蓉：《永嘉乱后侨姓、吴姓世族的互动与江南文化性格的形成》，《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14年第1期。 [23] 刘勰：《文心雕龙义证》，詹瑛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4]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5]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26] 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7] 黄宗会：《缩斋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8] 孟森：《心史丛刊》，秦人路校点，岳麓书社，1986。 [2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30] 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 [31] 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 [32] 文徵明：《文徵明集》，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3] 王鏊：《王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4] 沈周：《石田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5] 邹迪光：《石语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齐鲁书社，1997。 [3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集》，中华书局，1977。 [37] 黄宗羲：《黄宗羲诗文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8] 徐枋：《居易堂集》，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39] 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40] 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 [41] 陆楫：《蒹葭堂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上海古籍出版，2002。 [42] 王道隆：《菰城文献》，《中国地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 [43] 顾公燮：《丹午笔记·平定姑苏始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44] 佚名：《吴城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45] 顾炎武：《顾亭林诗集汇注》，王蘧常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6] 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7] 曾羽王：《乙酉笔记》，王汝润，陈左高《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8] 陈确：《陈确集》，中华书局，2009。 [49]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50] 《（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1] 徐玉如：《文学地理视野下的沂蒙文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52] 张观明，黄振业：《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3] 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4]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 [55]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 [56] 郭廷弼：《松江府志》，清康熙二年（1663）刻本。 [57] 叶梦珠：《阅世编》，中华书局，2007。 本文刊发于《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现已将注释略去，仅保留参考文献。 顾问：杜桂萍 主编：马丽敏 刘建欣 编辑：于金苗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