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市）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通讯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员，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员，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支部书记，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委会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3-14岁曾在日本作征用工。1945年春回国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历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等职。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从事专业创作。五十年代是大陆最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后调到鞍山，先后在鞍山话剧团、鞍山市文联任创作员。文化大革命中受严重迫害，送盘锦等地改造，拔乱反正后得到改正，调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党组成员。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1984年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被任命为外联部主任。1996年第6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是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会员。邓友梅著有《邓友梅短篇小说选》、《京城内外》等短篇 集和《邓友梅集》、《早逝的爱》、《烟壶》、《据点》及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一分钟小说一百篇》等。其中。《我们的军长》获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等。邓友梅的作品译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老挝等多种文字。 　　1942年，在其故乡山东参加八路军，做小交通员。 　　1943年，因部队精简，赴天津务工。在被某工厂招收之後，被强行押送至日本山口县的一个化工厂做苦工。 　　1944年，返回中国，并重新参加八路军，先做通讯员，之後一直在文工团工作。 　　1949年，在新华社某军队分社做见习记者。之後转业，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文联创作员。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後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 　　1955年，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之後，为体验生活，在一个建筑公司担任基层领导。 　　1957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在辽宁省鞍山文联工作。 　　1976年，返回北京。 　　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在悬崖上》(1956年) 　　《别了，濑户内海》 《我们的军长》(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话说陶然亭》(1980年) 　　《那五》(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烟壶》(1984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寻访“画儿韩”》(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凉山月》 　　《京城内外》 　　《“猎产星座”行动》 　　《樱花·孔雀·葡萄》 　　《那五》 《邵氏兄弟》 　　《“四海居”轶话》 　　《索七的后人》

　　《在悬崖上》　1956年获“处女地文学奖”一等奖 　　《我们的军长》　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等奖） 　　《话说陶然亭》　1981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不分一二等）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1982年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那五》　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4年获北京市优秀文学作品奖 　　《烟壶》　1984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5年获中篇小说选刊奖 　　《邓友梅中篇小说选集》　1994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海峡出版社） 　　《中国人，上车！》　1992年海峡情征文特别 　　邓友梅旺盛的创作精力，得益于他健康的体魄。他对运动健身，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方法。 数年前，邓友梅老来发福。行动的不便与血糖的升高，引起他的重视。经向有关医学专家咨询后，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节食降糖、控制体重的饮食计划，以少食优选为原则，即少吃或不吃主食，多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蔬菜、豆制品及少量瘦肉。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邓友梅非常赞成中医的理论观点，吃饱与身体的需要不是同步的，“饱”只是胃的感觉而已。人有饱胀感后，其实已经过量了。因此，他每天的主食不超过三两，认定“少餐必定神安”。 　　从青春年少至今，邓友梅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上世纪50年代初，他练太极拳，挥收有度，如醉如痴。几年下来，他编创了一套力度适中、动作连贯、姿态优雅的“邓氏太极”，引得不少人向他讨教学习。　“养生不如养性。”邓友梅认 　　为生活规律也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一时兴起，昼夜颠倒，无所顾忌，都是对健康有害而无益的。步入老年后，他越发坚守固定的作息时间：早上6点钟起床锻炼，8点钟左右开始工作，晚饭后进行1小时散步，晚上l0—11点上床休息。邓友梅早在1989年就使用电脑写作。他把电脑视为健身器，长期敲击键盘使他的手关节活动自如，反应敏捷。在各种会议差旅的间隙，都能见到他敲字的身影。 　　为陶冶情趣，全身心地融入生活，邓友梅又热衷起钓鱼活动，并荣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席。偶得闲暇，兴致所至，三五鱼友，垂钓岸边，其乐融融。可谓‘益莫大焉’。” 　　作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组编导孙少磊 　　命运是一条路,左手是悲苦,右手是幸福...... 两界 　　这是2004年冬天一个寒风肃杀的黄昏，一位76岁的老人在临沂烈士陵园的一座墓碑前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然后默默的转身离去。 　　老人叫邓友梅，是著名的小说《那五》、《烟壶》的作者，"京味小说"的代表人物。 　　陵园里弥散的是呼啸的风声和寂寥的鸟鸣，忽然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那本传世之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生命在命运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和孱弱。生存或死亡，悲苦或幸运，我们没的选择。 　　一座墓碑阻隔了阴阳两界，墓里葬着的是为邓友梅深深爱戴的罗炳辉副军长 　　，59年前牺牲在这里，为他送葬的队伍里有当时是还是个孩子的邓友梅。59年后，邓友梅又站在了这里，逝者已矣，当年的少年却已白头。1931年，邓友梅出生在天津海河边的一个普通家庭，幼年的生活，虽然拮据却也充实，他像所有当时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回家，感受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馨。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却将这份平和与宁静打成了碎片，日军占领天津后，在火车站工作的父亲因为受到日军的殴打，随后失业。这个本来靠着父亲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的家庭在天津再也无法继续生存，只好离开这片让邓友梅眷恋的土地，举家迁回山东老家。 　　但令邓友梅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他又会回到了这块曾在离别时让他百般不舍的地方，而且是以那样的一种方式回来。 回到山东时的邓友梅12岁，当他慢慢习惯了在山东的生活，并成为了当时山东军区渤海军分区通讯站的一个小通讯员时，部队"精兵简政"的政策又把他这个孩子编出了队伍，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索，他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离开山东，返回天津，去投奔在那里的亲戚。 　　事隔60多年，我们追随老人生命的痕迹再次回到了天津，老人寻觅而匆忙的脚步，热切又有些凄惶的眼神让我们深深感受着命运在他心中那深深的烙印。当年的住处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院，老人在院子里一圈一圈的走，虽已没有了当年点滴的痕迹，但脚下的土地却还是那块土地。当老人擦掉眼泪要一步一步向门口走去，我们以为他会沉沉的离去，可老人却蓦的转身，伴随着一生叹息向着着片土地高高的举起双臂，挥舞...... 　　我们不知道老人动作的意思，告别？或者别的什么。也许天津带给了邓友梅太多的伤痛与悲苦。当邓友梅从山东回到天津后，为了谋生而四处找工作的他被骗上了一条几乎死亡的道路——去日本作劳工。一条运送矾土矿石的船载满了一船的劳工从青岛港出发直奔日本，这段海上的航程，不断有病号或伤者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日本，十几岁的邓友梅是劳工中年龄最小的，每天面对的是饥饿、恐惧、殴打和死亡。 　　时至今日当老人找到当年招工的地方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背后，就是天津繁华热闹的街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段历史就这样揭过，沉痛也好，慨叹也罢。 传奇的命运注定纠葛着悲苦与幸福。在一路火车的颠簸后我们慢慢靠近了那个被老人称为"新生"的城市——临沂。老人一路注视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或许，也在注视着时间？ 　　从日本历经九死一生回国后，邓友梅在临沂重新参军。自谓"新生在这里开始"。 　　在临沂的几天，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我们心里激荡，无论是邓友梅谈及在陈毅军长身边的日子，还是在沂水边追忆往昔的岁月，抑或在陈家白庄找到当年的老战友那激动的情绪都让这种情愫在我们心里益发滋长，直到老人在烈士陵园中痛哭失声，我们忽然明白，一个7旬的老人几十年后重新回首那些人，那些事，这段烽火岁月在他的生命中被打上的是一种交错，一种诉说，一段苦辣甘甜，是"幸存"，又决不仅仅是"幸存"。 　　当年邓友梅参加的是文工团，在这里他最早开始接触文艺，在这里他认识了在他生命转折中一个重要的人——茹志娟。她给邓友梅带来的，是走上文学之路和重回文学之路人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 　　解放后，邓友梅定居北京，进入鲁迅讲习所学习，并在1957年发表了《在悬崖上》，瞬间满目是刺眼夺目的光环。 　　然而流星在刹那璀璨后陨灭，铺底盖地而来的反右和文革让邓友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亲去世，妻子被迫 和他离婚，而此时，他却正远在东北进行劳动改造。曾视文学如生命的他被强迫停笔，22年不许写作。 当我们问及老人22年岁月的"空白"对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时？老人却转开了话题。这令我们忽然想到的，邓友梅的诸多作品，几乎记录了他人生每个阶段的故事，惟独缺了两个部分：童年和这22年。 　　令所有人惊异的是，文革风波刚过没多久，邓友梅的作品《我们的军长》就发表出来，并获了当年当年的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随后的优秀作品《那五》《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烟壶》等等优秀作品也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 　　可以说，是《我们的军长》把邓友梅重又推上了人生的顶峰，但在因为写作因为文学而经历了非人的灾难后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又写作发表作品？茹志娟。在听完老人的解释后，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对茹志娟感情那么深厚，这个在战火中结识的阿姐竟然带给了老人一生的转折。 　　1998年，茹志娟在上海去世。当邓友梅讲到那段故事的时候，他哽咽了 　　现在的邓友梅有一个合美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自然的透着一种温馨。当我们要求老人为我们这次的回家写下点什么时，老人竟然提笔踌躇，最后留个我们的也仅仅是一片"回家"的题目。 　　看着那一纸空白，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徐志摩的一句话——"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邓友梅出生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家庭，他父亲那辈儿共有哥儿五个，竟饿死了哥俩，还卖了一个。其父后来逃荒辗转到天津落脚，邓友梅就出生在天津的海河边。邓友梅12岁那年，由于父亲失业，举家回到山东，邓友梅于是参加了当地的八路军渤海军区交通站，传情报，送给养，当向导，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夸奖。此后，又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相继在鲁中军区的敌工科当通讯员、文工团当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到著名的鲁南八师去做火线文艺工作，曾亲身经历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如洛阳战役、开封 战役，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邓友梅经常参加夜行军，一走就是60多公里，并在前线写出了一篇篇激动人心的好文章。他的散文《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因为写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魄，发表在《文艺报》上，显示出他作家的天赋和灵气。身为主编的丁玲在文章发表时，还特意为这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书生写了二百多字的按语。 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友梅奉命调到新华社海军分社当了一阵子见习记者。不久，又奉调进京在老舍和赵树理等文坛大师耳提面命的教导和热心的提携下度过了“充满了生机与喜悦”的几年。他深入生活，到北京市建筑公司挂职当上了建筑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与工人同志一起和泥、垒砖、运料、绑钢筋。与此同时，他来自生活的又一批作品也相继问世，其代表作《沂州道上》还荣获了1956年《鸭绿江》杂志“处女地一等奖”；紧接着又写出了爱情小说《在悬崖上》。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被北京两家影视机构看中希望搬上银幕，连大明星赵丹也跑到北京来与他亲自洽谈改编电影剧本的事情。后来，邓友梅又陆续写出了《烟壶》、《画儿韩》、《那五》等力作，成为红极一时的“京味作家”。 　　邓友梅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或许这正得益于他一波三折、传奇般的人生历程。邓友梅十三四岁的时候，曾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索，回到天津流浪谋生。当时，挣扎在饥饿边缘的邓友梅见到招工头并没有多想，就报了名。一天晚上，他被装进一辆闷罐火车，一直拉到青岛。然后不由分说，又把他们强行押上了一条装运矾土矿石的轮船。邓友梅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德山曹达工厂，才知道自己当了劳工。劳工的日子可想而知，除了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受尽了打骂和侮辱，手脚一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累得晕倒在地，监工就往身上泼冷水，稍有反抗，立即刑罚；而且，每天只有两个与菜叶混合在一起的馒头。事实上，邓友梅在登上从中国押往日本的货船上开始，就已经生活在死亡线上了，几乎每天都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蹂躏致死。邓友梅在当时那 批劳工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能够活着回国，真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美国对日本的轰炸，邓友梅终于被遣返回国。虎口逃生后，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找到了部队，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线和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 然而，1957年反“右”一开始，邓友梅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到东北的鞍山“归队”，当了一名不许创作的创作员。可没过几年，“文革”风暴席卷而来，邓友梅自然难逃厄运，他又从“右派”升级成了“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并被转送到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1976年初，工厂的人事部门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时年45岁的邓友梅方才回到了北京。 不久，“四人帮”垮台，祖国天晴气爽，邓友梅也时来运转。一位老战友在他家中看到他缅怀老军长陈毅同志的一篇文章，立即要拿去发表。就这样，标志着他人生转折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军长》发表在《上海文艺》上，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从此，《话说陶然亭》、《烟壶》等一篇篇小说像一朵朵奇葩，给祖国的春天增添了艳丽的色采。 　　邓友梅年近半百时仍孤身一人，因此重新组建家庭就成了他每天都要应付的话题。然而，22年的“右派”生活，让他觉得家庭是个最重的精神负担。邓友梅说，自1953年结婚后，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妻子的只是沉重的压力，是一个“右派”家属的大帽子。在他月薪只有七块钱的时候，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又怎么能对妻子和女儿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呢？妻子为了养活女儿向他提出离婚，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更何况，妻子在客观的压力下离开他的家之前，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棉被棉褥，棉袄棉裤，购置了可供几年穿用的衬衣。对此，邓友梅一直非常感激和愧疚。所以离婚以后，他感到的只是一种解脱，都说“无官一身轻”，邓友梅体会最深的却是“无家一身轻”。所以，不知有多少红娘费尽口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确实，婚姻是一种缘分。当韩舞燕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她那爽快的谈吐，善良的美德和大度的胸怀使邓友梅顿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之情，决意“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很快他俩便组织起共同的“港湾”。新婚后，每当邓友梅写完一部小说，韩舞燕都会是小说的第一读者，因为邓先生渴望听到韩夫人、他作品的第一读者的第一感觉。 就在邓友梅写《烟壶》即将完稿的时候，他们家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韩夫人拿出了许多做妻子都用过的“撒手锏”，回了娘家。生了两天气，第三天，邓先生打来电话，若无其事似地说：“你今天回来吃饭吗？”“我当然回去吃饭。”见邓先生主动开口，韩夫人正中下怀，心满意足地“凯旋”了。一进门，邓先生说：“饭和汤都烧好了，你炒菜吧，我再写几行。”“好吧。”韩夫人一进门就忙活起来。炒菜是“高科技”，决定着这个家庭属于哪一方菜系和水平的高低，邓友梅只做“二师傅”该做的下手活，这掌勺的大权就交给了夫人，让夫人在关键的时候“露两手”，也是邓先生对夫人的尊重。当然，邓先生像所有饱经忧患的男子汉一样，对吃饭、 穿衣从不挑剔，对夫人拿手的“粤菜”更是无话可说。 那天吃饭时，韩夫人才发现邓先生的气色不大好，一摸额头，烫手，她的心发颤了。她看了邓先生一眼，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你今天感冒很重，早一点休息吧。”而邓先生平心静气地说：“哎，你就等我写完了再吵也好吗。”一连几天，邓先生高烧不退，又不去医院治疗，嫌费事，就靠吃安眠药、感冒药这么熬着。当《烟壶》完稿时，韩夫人看完最后一行“在连日高烧中写完”时，再看看邓先生瘦了一圈的虚弱身体，她难过极了，自责地说：“我真心疼了。我不是个好妻子，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写这篇《烟壶》他曾经到河北省的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与王习三促膝谈心几昼夜。北京的八月，他开始动笔，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又特别怕热，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就开始写作，汗水顺着脖子滴在书桌上，一连两个月不停地写，他的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长满痱子，可是他的情绪都投入到《烟壶》中去了。我是做记者的，深知写作最怕有人扰乱我的思路。而我这时跟他吵架，真对不起他。”通过这件“家庭琐事”，读者不难看出，他们像普通家庭一样，不能免俗，也会吵架。不过邓友梅从不得理不让人，韩夫人也不会斤斤计较，除了一时的激动，更多的则是互谅互让。对邓友梅夫人韩舞燕的认识缘于一件事。有一次我因事到他们家中，一位少妇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进了门。韩夫人和她的女儿小燕立即迎上前去，抱过孩子。韩夫人嘴里叫着“晶晶，晶晶，快叫姥姥看看。”接着又问少妇：“梅梅，你妈妈好吗？她这次可高兴了吧，有了小外孙，她就不会寂寞了。”然后，她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看，我也做姥姥了。”原来，梅梅就是邓友梅与前妻的女儿。对此，韩夫人曾经给我解释说：“我们没怨没仇的，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烦恼呢？”夫人的豁达自然是邓先生最惬意的事情，他得意地告诉我说：“一次，我太太的单位组织到东陵旅游，她提出带晶晶一起去。不料，晶晶的学校有活动，她就改为第二批。报名以后，因为晶晶学校又有事情，我太太也就没去成，她对这外孙女那是真上心啊。” 　　《烟壶》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为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他被恶奴徐焕章所害，陷于牢中，结识身怀绝技的聂小轩，因缘际会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因家破人亡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氏父女有意 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说的结尾，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亡。　邓友梅的《烟壶》采用的是双线交错的结构手法，一条线索是写没落八旗子弟乌世保被陷害入狱，在狱中结识汉族烟壶艺人聂小轩，学会了烟壶的内画、“古月轩”的技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条线索是写聂小轩宁肯手骨折断，也不绘制为八国联军歌功颂德的烟壶的传奇故事。